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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传统的负面整体化:清季民初反传统倾向的演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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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代中国一个突出的时代特性是古今中外各种时空因素的多歧互渗,鲁迅曾形象地描述说:“中国社会上的状态,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:自油松片以至电灯,自独轮车以至飞机,自镖枪以至机关炮,自不许‘妄谈法理’以至护法,自‘食肉寝皮’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,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,都摩肩挨背的存在。”
其中不少事物颇具二重性,如“既许信仰自由,却又特别尊孔;既自命‘胜朝遗老’,却又在民国拿钱;既说是应该革新,却又主张复古:四面八方几乎都是二三重以至多重的事物,每重又各各自相矛盾。
一切人便都在这矛盾中间,互相抱怨着过活。”
[1]
鲁迅说的是民国初年的情形,但也大致适用于清末;他对此现象特别不满而亟思改变(详后),其实恰道出多歧互渗这一相当接近社会原状的时代“真相”
。
当时一个显著的特点是西潮冲击引发剧烈而频繁的变动,与此相伴随的另一明显特点即传统的中断。
其实那时也还有许多——或者是更多——不变的层面,与此相类,传统的中断也并非全断,其间多有或隐或显的传承。
可以说,断裂与延续的交织鲜明地体现了近代中国多歧互渗的特性。
变动和中断的一面或许更能体现中国近代史发展演化的特色(盖更能凸显与所谓“前近代”
的不同),但其与不变和传承的一面又相互紧密关联,两者并行而共存是更通常的状态。
只有较全面深入地认识变与不变和断裂与传承的两面之后,才能更充分地认识近代中国那饱含断裂的延续。
也许因为近代入侵的西人常常讥刺中国历史几千年恒久不变,或者由于清季以还中国人日益喜变求变(“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”
几乎成为晚清人的口头禅,最足表明时人所受刺激及其关注之所在),我们的史学研究也一向是多见断裂和变动的一面,而较忽视历史的延续性。
[1]鲁迅:《热风·随感录五十四》(1919年),《鲁迅全集》(1),344~345页,北京,人民文学出版社,198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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